防止工业化悲剧在中国重演
樊纲：应该是那些以前过度依赖低成本、低汇率、低劳动资本，而没有自己的技术、品牌、市场渠道的企业，这部分企业现在的冲击比较大。但是，另一部分有竞争力的企业，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扩张。原来同样的价格，大家都能够支撑，但现在竞争对手支撑不住了，这正是能继续支撑下去的企业的扩张良机。
一些统计数据也给予了佐证。中国制造业出口还在增长，尽管增长率与去年相比下降了，去年是33%，今年4月份是22%，5月份是28%。这说明一部分企业在成长，另一部分企业正面临着困局。
《投资者报》：这些靠着低成本、低汇率在国际市场打天下的企业，也曾经是中国制造的一支重要力量。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，这些企业该怎么办呢？
樊纲：任何一个经济体发展得好，就一定会走到货币升值这个阶段。我们正在经历这个阶段。该阶段对人们产生的冲击，对有些企业来讲，确实有点突然，因为他们的边际利润率很低，稍微变化一点，就能感觉到比较大的波动。
我们现在汇率升值的办法还是渐进的升值，尽可能地给更多企业缓冲的余地。如果感到这样缓慢升值的过程都是一个大冲击的话，说明这样的企业本身就处在边缘，再不提升竞争力，一定会面临被竞争对手淘汰的结果。
另一个问题是原材料价格上涨。这次涨价，不光是中国，全世界都在涨，我们因为有政府的干预和控制，能源、电力价格上涨还慢一点。由此来讲，企业的竞争力没有发生变化。有竞争力的企业，仍然能抢到订单。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东西，就可以生存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不能光想着原材料价格上涨，还要想自己的企业在这个行业里是否有竞争力。
《投资者报》：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通过制造业崛起之后，却有各自不同的走向，很多人根据这样的发展过程作出判断，认为中国制造业目前出现的困局是有历史必然性的。在您看来，中国的情况与“亚洲四小龙”，以及印度尼西亚、泰国之间有多大的相似度？
樊纲：我更愿意把日本、“四小龙”放在一个范畴里，把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放在另外一个范畴里。日本在上个世纪初是发展中国家，到了六七十年代才崛起。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走完了工业化的进程。他们的特点是经济体小，劳动力人数少，所以他们通过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。我所说的工业化进程不是按产值算，而是按就业人口算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工业化进程走到一半就遇到了经济危机，宏观经济不稳定，工业化进程就停顿了。
中国真正要防止的就是这种情况，工业化刚完成一半，制造业就停止发展了。我们跟“四小龙”和日本当年的情况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他们经济体小，就业人数少，工业化没有引起国际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，尽管他们也用全世界的资源，但他们的发展没有使世界的资源价格长期上涨。当然，他们也经历了石油危机、原材料价格上涨，但价格上涨了两三年就开始下降了。我们现在面临的原材料、石油价格上涨不是短时期能解决的，也有供给问题。
我们30年来的宏观经济基本稳定，通胀率比较低，出现点泡沫、过热我们就想办法给压下去。从这一点上来讲，和印度尼西亚、泰国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境况都是工业化完成了一半就遭遇到了困难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工业化进程不是产值的问题，不是GDP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，是劳动力就业的问题。
《投资者报》：在中国经济发展之下，制造业还需要健康发展，但是产业的转移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，该如何避免中国制造业从中国的沿海地区转到其他国家去呢？
樊纲：现在一部分正在转。企业要做的事情一定是符合企业利益的。但从中国利益出发，制造业最好从沿海转移到内陆去。
中国制造业最理想的出路就是，技术体制创新、品牌市场营销渠道的创新，提高企业竞争力，不要让它转移到外国去，继续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。这就需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，努力改变我们的体制、基础设施，改善内陆地区发展制造业的条件，为沿海地区制造业的转移创造条件。
——（感谢央视《经济半小时》对采访提供帮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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