诺亚方舟停在过高加索

作者：蔡天新

发布日期：2008-09-08

经济观察报特约作者蔡天新 2004年夏末初秋，我乘着在巴尔干半岛参加两次文学节的间歇，以地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作为踏板，依次游历了外高加索地区的三个国家——阿塞拜疆、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。在巴库，我得以亲近世界上最大的湖泊——里海，然后搭乘一列火车，沿着半圆形的铁道线前往第比利斯。结果，一个美妙的景象出现了，出发时窗外的月亮一直没有移开，在我下半夜醒来仍悬挂在同一个位置。

天亮不久，火车抵达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，那是外高加索最令人向往的城市，当时（今天仍然也是）的总统是一个名叫萨卡什维利的年轻人，而他最初引起我关注的是传奇的婚姻。据说当年萨氏是在欧洲议会的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工作时，得以结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荷兰姑娘，这位姑娘做学生时碰巧到过格鲁吉亚旅行，于是相互交谈了起来。

可是，就在我抵达第比利斯的那天，即9月1日那天，50公里开外的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第三大城市——别斯兰恰好发生了一次历史上最罕见的人质事件。该城第一中学被车臣恐怖分子占领，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让车臣独立。我随即查看了地图，别斯兰位于巴库到顿河之滨的罗斯托夫的铁路线上，也是通往首府弗拉基高加索的支线的起点。

显而易见，如果不发生人质事件，北奥塞梯的这两座小城恐怕永远不会为我们所知（罗斯托夫因为肖洛霍夫的小说《静静的顿河》早已名声远扬）。两天以后，人质事件因为武装部队的强行介入而获得解决（一定是普京总统下的命令），但有326名学生和老师死于暴徒枪下。那会儿，我已经暂时离开格鲁吉亚，乘巴士向南抵达了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。

现在我必须要说旅途中的事情，那辆跨越国境的汽车上的乘客除了我以外，几乎全是亚美尼亚人，只有少数是格鲁吉亚人。可是如果不问的话，我很难对他们作出区分。能看到大草原和草原上的养蜂人无疑是一件快事，我不由想起化学教授出身的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名曲——《在中亚细亚草原上》，虽然那写的是另一片草原，但似乎并无大的区别。

巴士在一段还算平坦的公路上过境，两头各有一个哨所一样的海关，相距不过五十米。这与一个多月前，我从黎巴嫩到叙利亚经过的海关相似，只不过那里多了一幅总统和一幅国王的肖像，且每次要收取十美元的马路钱。而在外高加索，我并不需要支付这笔签证费（不久以后这类好事就与中国人无缘了）。

与同属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相比，亚美尼亚的知名度明显偏高，但那不是因为其优美的发音。在历史上，亚美尼亚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种族灭绝（1915年）而与西部邻国土耳其结下世仇，至今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。而东边的阿塞拜疆也因为纳卡归属和冲突（起始于1992年）与亚美尼亚封闭了边界。因此，亚美尼亚的陆路出口只能通过北边的格鲁吉亚和南边的伊朗。

其实，在那次有争议的大屠杀之前，亚美尼亚人便大量移居北美和欧洲。究其原因，亚美尼亚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新教，而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主要信仰分别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。今天，散落在世界各国的亚美尼亚后裔多于国内人口，其中在美国就有140多万，洛杉矶西部有一个选区被称为“小亚美尼亚”。阿裔人的势力之大使得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对外民主修正案，明确规定，不得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。

我本人多年以前在一列发往纽约的火车上，与一名亚美尼亚妇女相邻而座，才第一次听说了这个苦命的山地小国。可是，我知道并记住埃里温这个地名却已经很晚了，她的发音和书写都不太顺畅，至少不如巴库和第比利斯那么悦耳动听。因此，当我从第比利斯出发，搭乘巴士缓慢地通过边界，进入到没有高楼大厦的埃里温时，并未意识到这是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。

事实上，亚美尼亚的国土面积才2万多平方公里，是独联体人口和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成员。不仅如此，我所见到的亚美尼亚人（尤其是妇女）也比高加索邻居略为小巧。留在我相机里的除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女店员以外，还有三个背书包的清秀男孩，他们正走在上学的路上。与我在哈瓦那街头遇到的三个粗犷的男孩不同，他们可以用英语和我作简单的对话，白皙的皮肤让我无法找出他们的民族特征。

埃里温离庞然大国土耳其的距离仅20公里，而大阿勒山就在两国的交界处（离开伊朗边境也很近了）。因此，如果天气不是太糟，从埃里温的每个地方都可以看见这座神山，以及山巅上的积雪。这座山峰及其传说为埃里温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，还有塞凡湖（Sevan），她位于外高加索连绵的雪峰之间。沿湖有无数的教堂、古堡和十字架石，有着“高加索明镜”的美誉。

说来有意思，我在埃里温唯一的夜晚，免费借宿一位素不相识的单身妇女家里，她的名字叫卡列尼娜，只会说亚美尼亚语和俄罗斯语。从我房间的窗口，可以清晰看见土耳其境内海拔5300多米的大阿勒山。《圣经》里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（Noah'sArk）在大洪水之后就停泊在此山上，它在亚美尼亚人心目中是一座可望不可及的神山，因为两国人民互不交往。

卡列尼娜有一个中国来的商人朋友，他的名字我已经记得不了。这位商人和我在网上认识的新华社驻外高加索唯一的记者是熟人，于是我在埃里温和第比利斯一样都没有住旅店，反而在这位记者所在的巴库是个例外。他在第比利斯的中国朋友开一家餐馆，大堂里悬挂着萨卡什维利的照片。原来，总统夫妇常来这里用餐。遗憾的是，我在第比利斯的那几天他们没有想到要吃中国菜。

我在亚美尼亚最难忘的一幕是在临别之时，那位商人朋友开车送我去车站。当我们行进到河畔，突然从收音机里传来一阵激越的说话声，那是莫斯科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，我不得不来专心聆听。后来，我把这个感觉告诉这位朋友，他回答说：“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，法语是说给情人的，俄语是说给所有人听的。”我同意他的说法。

而在返回第比利斯之后，我还专程前往一个叫戈里的小镇，那是斯大林的出生地，距离别斯兰更近了。故居纪念馆里的每一项都指向一个字——钱，无论门票，还是导游手册，甚至照相。据说，斯大林当权时，格鲁吉亚并未享受到任何好处，这使得故乡人民非常不满，以至于如今他们理所当然地利用斯大林这个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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